由高速到高质发展的挑战与对策

2018-05-30 09:01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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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的持续下降,世界经济“新平庸”时代的到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挑战之一: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

挑战之二:技术创新仍然处于瓶颈期。

经过40年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然而,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的持续下降,世界经济“新平庸”时代的到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面临的两大挑战

挑战之一: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

2014年,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缓慢,技术创新迟迟未见新的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提出,除非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快增长,增加就业,以获得经济增长“新势头”,否则,全球经济就会一直处于低增长的“新平庸”时代。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美国特朗普政府举起了逆全球化大旗,启用了一系列对外不合作政策。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经济难免受到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国际事务更加多变、国际市场更加低迷、国际投资更加萎缩、国际金融更加无序带来的困扰、冲击和挑战。

当今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中国加入WTO之前的世界。这是一个技术迅速更新、网络广泛渗透、信息传播迅速、交通快捷便利、流通跨越国界、产需联系紧密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更加多元、政治更加多极、利益诉求更加现实、贫富差距更加外化的世界。显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必须积极面对和成功应对一系列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困扰、冲击和挑战,还必须积极面对和沉着应对尚未出现和可能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潜在困扰、冲击和挑战。

挑战之二:技术创新仍然处于瓶颈期

总结“中国奇迹”创造的40年,一是靠体制机制的变革;二是靠对外对内的开放。

但是,随着国内传统人口红利边际增长率和外延性投资边际产出率的持续下降,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和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高投资推动和大量外来技术直接引进与使用以及外部市场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转向,甚至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持续疲弱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包括体制机制、市场与管理、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在内的全面创新,就成了推动经济更高质量增长和更大规模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前沿性、领先性、基础性和原创性技术创新及其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技术创新还仍然很少。近年来,尽管在量子计算技术、太空航天技术、深海载人探测技术以及高速铁路成套生产和建设技术等很多方面,中国均有了很大突破,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在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过程中通过消化、吸收与改造,中国产生了很多再创新成果,但这种再创新成果中的大部分成果是缺乏完整知识产权支撑的,因而这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是带有明显的不完整特征的。

此外,中国经济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要破除陈旧僵化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还要解决“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等等。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策略选择

实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出一系列更加符合国情、世情、民情的战略安排和策略选择。

第一,要围绕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和形成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进一步深化经济技术创新战略及其发展路径选择的策略研究。

研究表明,未来二十至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都将面临高储蓄率下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规模、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过去那种通过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和实践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尽早寻求和探索新的出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发展格局下,一个较为现实和可行的战略安排和策略选择,就是全面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努力构建创新型国家,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加绿色环保和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有助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整合拓展现代产业、有效扩张实体产能、积极消化国民储蓄、高水平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

随着发达国家“新平庸时代”的到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逆全球化”思潮冲击和发达国家力推“环境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揣度甚至挑战。能否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及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成就,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中国积极应对国际事务能力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整体生产能力所占用的资本量大约是同期GDP的2.5倍。如果其中一半产能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转型换代而变得更加“绿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一个相当于同期GDP的1.25倍的技术改造投资规模。如果这样一场经济转型和绿色革命过程持续十年,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对同期GDP的 10%的产能进行一次“绿色化”更新改造。这种“绿色化”更新改造及其产能的提升,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场需求,而且将在实现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同时改善中国国内需求结构,从而解决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升级和实现内外需求的相对平衡等问题。

上述两个层面的有效作为均需要技术的支持。一要围绕碳减排所需经济技术开展调查与研究,重点是从企业中长期发展角度着手开展节能减排调研。二要围绕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机制开展调查与研究。三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的技术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创新力开展调查与研究。

第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轴,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能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为轴心,探索和完善内外需求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及其实现手段与策略。

一要总结开放经验,进一步实施对外大开放战略。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阐明如何从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战略转而面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同时并举的大开放战略。研究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分析和阐明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和欧洲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其次是分析和阐明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充分利用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及其资源和经贸与投资合作关系。

二要总结开放过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实践经验,促进区域协调高效发展。要在进一步大力度促进已经开办的经济特区、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着力解决好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三要在实施“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大力促进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走出去”有不同方式和多种形态。“走出去”的早期形态是对外贸易、市场营销,但已经开始让位于新的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载体的“走出去”发展新形态。大量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发区和工商园区建设和在海外直接投资开设工厂、商场和大型交易平台等方式,践行企业“走出去”发展新战略。“走出去”的重点不仅集中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开始转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四要认真总结、分析和阐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可持续性及其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目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中国外贸出口中的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已经很大。在这种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否继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持续的溢出效应,能否持续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第三,要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探索和提升国家财富管控力、驾驭力,实施国家财富管理与增值战略与策略。传统经济学认为,国家不需要拥有财富,政府的财力来自于企业和国民,只要企业和国民拥有财富,政府就拥有必要的代理国家职能的财力。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逐渐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凡是政府不拥有财富或财力不足的国家,其国民经济一旦遭到危机冲击,必然苦不堪言。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需要拥有和支配一定数量的国家财富,但其拥有和支配财富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对政府掌握的国家财富进行科学有效管理?怎样提升政府的国家财富管理与掌控能力并通过对政府拥有和支配的国家财富的科学管理来实现国民财富的更有效增长以及国民生活质量和福祉的更大改善?

一要进一步清晰界定国家财富的科学内涵及其边界。这里,所谓国家财富,不仅包括国家外汇储备、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而且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各类国有资产以及国土、矿产、草原、河流、湖泊、滩涂等自然资源。研究“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和策略”,首要和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科学区分和确定国家财富的范围和政府管控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国家财富的科学有效管理。

二要进一步优化国家外汇规模及其管理模式与机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清楚地告诉我们,与黄金脱钩的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其国际储备货币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美元亦同样如此。因此,在黄金非货币化的现代社会里,一个经济强国所追求的不应是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而是拥有更多的能够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手段的可流通主权货币和黄金等实际国际储备资产。

三要进一步大力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抓住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重要工业大国和国际贸易大国的历史机遇,通过进一步大幅度拓展对外关系,大力度推进“货币互换”,尽快实现从边境小额贸易结算和人民币跨境结算向更大范围人民币结算关系的转变,积极开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新路径,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进程,对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由此实现从大国走向强国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与推进意义。

第四,要从专业化分工也是生产力的角度,深化企业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新范式,拓展区域经济专业化发展新模式。分工也是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比分工更大的社会生产力。

一要在大力度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着力推升企业的专业化水平。

二要在企业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化。到目前为止,中国31个省(自治区、市)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工,比如河南是一个小麦主产区,黑龙江是一个大豆主产区,辽宁是一个大米主产区,新疆是一个棉花主产区,云南是一个烟草主产区,吉林、湖北、上海是汽车主产区,天津、沈阳、哈尔滨是飞机主产区,如此等等。但是,再进一步细看,与地区资源禀赋及其比较优势联系较为明显的区域专业化分工,在中国各地区实际上是十分模糊、难于进行明确区分的。从现在开始着手大力度推进区域经济专业化发展,可能是一个必要选择。

第五,要进一步全方位培育和提升全体国民的大国理念,提高国民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完善大国先进文化,担负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新潮流的历史重任,助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由此顺利实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大“超越”。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长)

责任编辑:詹婷婷(QT0006)